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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子恺:“艺术”的逃难

时间:2011-11-22来源:陈远的BLOG作者:admin点击:

 

丰子恺:“艺术”的逃难

1937年,抗战爆发,画家丰子恺带领一家十几口,颠簸流离,直到抗战结束,才又回到家乡。

《中国周刊》记者   陈远   上海报道

 



 他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学生,与“生而知之”的马一浮相交莫逆。

泰戈尔说他的漫画是“诗与画的具体结合,也是一种创造”。

朱自清说:“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。”

巴金说他是个“与世无争、无所不爱的人”。

他有一所举世闻名的房子:“缘缘堂。”

她是他最小的女儿,在众多兄弟姊妹中,唯有她继承了父亲的衣钵。

1937年,抗战爆发,侵略者打到他们家乡,丰子恺被迫停下了画笔,那一年,九岁的丰一吟跟随父亲,开始了逃难之旅。

 去逃难

如今的丰一吟有一大堆头衔:上海作家协会会员、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……但是在她晚年,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,就是关于父亲丰子恺的研究。

说起逃难,丰一吟一声长叹:“唉呀——”

但是,当年只有九岁的丰一吟,并不懂得大人们的忧愁,“小孩子并不害怕苦难,吃的差一点都无所谓,倒是觉得游山玩水很好玩。”

1937年的那一天,丰一吟还在学校上学,日本人的炸弹从天空丢了下来。

“吓死人了,我一边哭,一边赶紧往家跑,”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,就有炸弹掉下来,“那时候的炸弹威力没有那么大,否则根本跑不过。”丰一吟向《中国周刊》记者回忆当年的情景。

回到家,家里没有人,丰一吟哭着到处找人,发现一家人都躲在桌子底下,头上顶着棉被,父亲把棉被挑起一个角,把她叫了过去。

两个小时之内,丰子恺居住的石门镇上,被炸死三十多人。

谁愿意背井离乡?可是石门镇不能再住了。“爸爸又懂日文,如果留下来,不堪设想,他宁可带我们去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浪,也不愿当亡国奴。”

傍晚,凑齐了的家人被亲戚家的船接到了离石门镇不远的南圣浜。也就是在南圣浜,“爸爸收到了马一浮先生的信,邀请他到那里去。”

这封信让丰子恺有了方向——去桐庐投奔马一浮。

“一家老小,六个孩子,爸爸妈妈还有外婆和离婚的姑妈,十个人。”丰一吟说。

“可是并不止这些人,还有一些亲戚,还有我们祖上染坊店的学徒章桂,他在我们逃难的路上起了大作用。”她随后对《中国周刊》记者补充。

船是南圣浜附近一个村子里的人的,那家人有两个儿子,“一个跟着我们逃,一个留在家里。爸爸说:这就好像两笔财产,一笔存在银行里,一笔用来投资,总有一笔可以保住。”

 第二天

傍晚出发,第一夜,一群人在船上度过。

半夜里,丰子恺忽然想到身上带的《漫画日本侵华史》的画稿,这是在缘缘堂的时候就打算画的,没有画完,稿子一直带在身上。“爸爸觉得,如果被日本人发现,他死还不要紧,还会连累家人和亲友。就忍痛把画稿扔到了水里。”后来丰子恺对女儿说:“我平生还是第一次把自己的画稿扔掉。”当时,几个孩子还在梦乡,几十年后,丰一吟这样回忆:“我想,把在仍画稿的时候,是非常心痛的。后来有几次他想把扔掉的画稿画完,但是都没有成功。”

第二天清晨,到了杭州的拱宸桥,然后到六和塔去换船。拱宸桥到六和塔,30里路。丰一吟和外婆,一老一小,成了问题。

丰子恺去找人挑行李,找不到,只好让一个亲戚把行李带了回去。难得的是,兵慌年月,竟然让丰子恺找到一顶轿子,“外婆的问题解决了,我走不动的时候,章桂哥就背背我。”丰一吟告诉记者。

到了六和塔,在一个茶馆里暂时歇息,丰子恺开始想办法找船。茶馆老板推荐了一条船,但是价钱贵的不得了。

一家老小在茶馆里等,自己出去叫船。

丰一吟还记得当时的情景:“茶馆里的人就有些讨厌我们啦,说要关门了,赶我们走。结果只让外婆这样年纪大一些的留在茶馆里,没办法,我们只好走出茶馆来等爸爸。”

幸运的是,丰子恺碰到一位姓赵的巡长,那位赵巡长,并不知道丰子恺的名字,只是心地善良,听丰子恺说又有老又有小,就给了他一条已经查封了的船。

“爸爸回来得时候,觉得茶馆的老板人太凶,有些可恨,可是走的时候,看到茶馆老板的棉袄也是破的,爸爸又很同情他。”

找到了船夫,又开船了。

开始讲好的价钱,但是走到一半,船夫就把船停了,说船费不够,要加钱,凭空加了一半。丰子恺很恼火:“怎么能这样?”

船夫不管,不加钱便不走。当时一起逃难的封平玉跟着船夫,一边跟着船夫说好话,一边答应他的条件,船夫才继续开船。

丰子恺问:“你要拿那么多钱给他?”

封平玉悄悄说:“我有计策,到桐庐发表。”

夜里十一点多,桐庐到了,旅馆都是驻兵,丰子恺一家人找不到地方住,只好去找马一浮。

“这个时候,又这么晚了,而且又是这么一大家人,去打扰马一浮先生,爸爸很不好意思。”马一浮并不介意,立刻安排丰家一行人住下。

当地国民党的官员知道马一浮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,派了人在马家门口站岗保护。那个船夫一看这阵势,心里就有些发怵。

这时候,封平玉一下子抓住船夫的衣服,对马一浮说:“这个人敲我们的竹杠。”

船夫马上求饶。

丰子恺看到船夫的衣服一下子就被破了,心里又很可怜他,就说:“算了算了。”按原价付了船费,让船夫走了。

欢乐与别离

在马家住了一夜,不好多打扰,丰子恺拜托马一浮为他们租个房子。

在离桐庐不远的河头上,马一浮的门人帮丰子恺找到房屋。

离开的时候,还是坐船。船上的旗子是马一浮写的字。“父亲是很崇拜马先生的,他说他恨不得把那个旗子拿下来收藏了。”而丰子恺名片上的名字,就是用马一浮给他写信时的字印上去的。

不久,马一浮搬到了离河头上很近的汤庄去住,丰子恺三天两头到汤庄去,和马一浮谈天说地,后来丰子恺专门写了一篇《桐庐负暄》,记述那段时光。

“我们小孩子在那里过得很快乐,我和两个哥哥,常常跑到山上去,采一些果子,把果子放到水缸上,两个哥哥用弹弓射击水果。”丰一吟回忆。

丰子恺在那里遇到很多崇拜他的人,比如房东就坚持不肯收房子,还说:“要不是日本人作乱,我们如何能请得到你们来住。”

他们请丰子恺喝自己酿的酒,彼此之间的关系很融洽。

在桐庐,丰子恺收到了长沙开明书店朋友的来信,邀请他去长沙。说起开明书店,丰一吟亲切地对《中国周刊》记者说:“那是我们的‘外婆家’。”

“爸爸和开明书店的关系是非常深的,哪里有开明书店,我们到哪里就有招待我们的地方。”丰一吟解释说。

日本兵打到了杭州。丰子恺又不得不离开了。

2007年,丰一吟又去了桐庐,七十年后,那个房子竟然还在。

离开杭州时,学徒章桂派上了用场。

因为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,丰子恺让章桂到杭州的银行去取一笔还没有到期的存款。但银行说存款没有到期,需要一个保人,“那时候,章桂哥到哪里去找保人呢?他只好回来。”

章桂回来时,杭州已经非常混乱,顾不了那么多,只好不管存款了,先去逃难。

听说我们去长沙,大家都说带着七十多岁的外婆无法成行,劝我们把外婆留在那里,由他们帮我们照顾。争得了妻子的同意,丰子恺决定暂时把外婆寄宿在桐庐。

孩子们年纪还小,不懂得大人们的忧虑和难处,但是对外婆都是有感情的。丰一吟记得:“那一天,我们很悲惨地就分别了。”

 

相遇曹聚仁

离开了桐庐,一路走到兰溪。

到了兰溪,发现交通并不困难,“妈妈不停地落泪,我们小孩子们也都觉得缺少了一个人。”在旅馆住下,丰子恺决定把外婆接来,“是章桂哥去接的,妈妈和大姐到车站等他们回来。”

当时的旅馆,旅客登记之后,旅店会把旅客的名字挂在柜台上方。丰子恺为了避人耳目,就用了曾经在学校中用过的名字“丰仁”。

碰巧丰子恺在浙江一师的同学曹聚仁也住在那家旅店,看到丰子恺的名字,就去房间找他。据章桂回忆,曹聚仁不赞同丰子恺怕暴露身份的做法,反而劝他把“丰子恺”的名号打出去。最好再印些名片。

丰子恺听了,觉得有道理。在曹聚仁的帮助下,丰子恺加急印了名片。果然,章桂拿着丰子恺的名片去兰溪的银行取钱,没用保人就取了出来。

当天晚上曹聚仁请老同学吃饭,不想吃饭的时候,两个人却翻了脸。

原因是曹聚仁在饭桌上讲了一个故事:一家人坐汽车,结果汽车不小心开到了湖里,一家人全都死了,这样很好呀。

也许说者无心,但听者有意。丰子恺那样的情形,听了这样的故事,觉得老同学在暗示自己什么,非常不高兴。

后来曹聚仁又问:你们家的孩子有几个是学艺术的?

丰子恺回答一个也没有。曹聚仁说:这样很好,很好。

这又让丰子恺很不高兴,因为他觉得,艺术是可以救国的。

后来丰子恺还专门写了文章反驳曹聚仁,“爸爸说是击鼓骂曹。其实曹先生说那些话,也不一定是有心。”丰一吟说。

老同学不欢而散。

告别了曹聚仁,一家人一路流离,到了江西。路过萍乡的时候,因为工作人员查票,章桂和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,引来了站长。

丰子恺递上名片,站长一看,非常客气。攀谈中,站长得知丰子恺有学生在萍乡,学生家在当地属于望族,站长正巧认识。在站长的帮助下,丰子恺和他的学生见了面。

那时候,已经是1937年的春节了,丰子恺一家被挽留在萍乡过了春节。

就是在萍乡,丰子恺的同学从家乡带来消息:缘缘堂被烧毁了。丰子恺非常气愤,一连写了三篇文章,以告缘缘堂在天之灵。

在萍乡只有短暂的逗留,然后是武汉,也是短暂的逗留,武汉也紧张起来。

正好此时桂林师范学院邀请丰子恺到那里教书。

 在桂林

广西当时号称“模范省”,所有的公务人员都穿制服。丰子恺还曾经买过一套穿。

开始,一家人住在旅馆里,但住旅馆不是长久之计。

后来搬到桂林的泮塘岭去住。丰子恺教书的学校在乡下,从泮塘岭到学校,还要走很多路。这时候,丰子恺的妻子已经有了身孕,丰一吟和大姐陪着妈妈。

有一次丰子恺去上课,回来的路上,碰到正去叫他的章桂,妻子要生了,是难产,要丰子恺赶快赶到医院去签字。

也算幸运,正好碰到了一辆小汽车从那里路过。但车上人已坐满,“爸爸挤在司机的靠背上,屁股靠着司机,人弯成S型。”丰一吟事后听爸爸给她讲赶来医院的故事。

到了医院,医生问丰子恺:如果不能全保,保大还是保小?

丰子恺没有犹豫:当然保大。

结果大小平安。孩子生出来了,脚先出来,被医生拉了一下,生出来脚是瘸的。医生说没关系,以后会好。

后来果然没事。

“可惜这个比我小九岁的弟弟,比我去世的还早。”丰一吟有些惆怅地告诉《中国周刊》记者。

刚出生的弟弟回家了。

房子的条件很差,弟弟和妈妈住的那一间房子是用牛棚改造的。

对于儿子住牛棚,丰子恺说:“很好,将来他的气力大的象头牛。如果笨的象头牛,也不要紧,中国的聪明人太多了。”

60年之后,杭州电视台和桐乡电视台要拍父亲当年逃难的路,丰一吟和大姐故地重游。当年住过的房子,已经不在。但是隔壁人家的房子还在,布局和他们当时住的房子完全一样。也有那样的一间牛棚。

丰一吟想起过去的时光,还拍了照。

苦难不值得怀念,但值得铭记。

 

又是一次分离

因为战争的缘故,浙江大学当时迁到了宜山,邀请丰子恺去教书。一家人就到了宜山。

宜山的警报依然多得不得了,丰一吟曾经写文章回忆:宜山用警报迎送我们。

有一次警报特别厉害,丰子恺看到有的人刚刚还在身边,转眼就被炸弹炸死了。

为了安全,丰子恺干脆每天早上起来,带着一锅稀饭,还有报纸和书,抱着小儿子,跑到很深的山里去躲。

但是外婆年纪大了,没有办法跑警报,宜山的警报又实在太多,丰子恺把外婆和几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转移到思恩(现在的环江),他自己带着几个大的在宜江。

宜江的情况越来越不好。

后来桂林轰炸的厉害,浙大之前本来就打算迁往云南,但是形势紧急,来不及组织了,只好与教职员约好在贵州都匀集合,“大难临头各自飞”。

丰子恺又要带着一家人流浪,“艺术”的逃难再一次开始了。

在思恩的孩子们忽然得到爸爸带来消息:已经找好了车,明天经过德胜,让我们从思恩出发,一家人第二天在德胜会面,继续逃难。去贵州都匀。

当天晚上,大人带领着孩子们,收拾好了行李。

第二天到了德胜,但是丰子恺却迟迟没来。

见了面才知道,找好的车虽然收了订金,但是第二天却失约了。丰子恺和另外一家的行李都都已经收拾好,在路边等了很久,眼看警报马上就来了。

没有办法,丰子恺决定化整为零,分别给了三个大一点的孩子一些钱,让他们各自赶去都匀。让他们无论谁先到了,就在车站和邮局贴纸条,以便后到的人可以找到他们。

三个孩子陆续都搭上了车,剩下丰子恺一个人。

再等,没有时间了。丰子恺步行逃离宜山。

丰子恺后来告诉小女儿,一开始他打算走到怀远,看看是不是能找到代步工具。45里路,丰子恺一路走过去。

经过思恩,丰子恺很奇怪,以前他送孩子们到思恩时,思恩是热闹的,怎么此时静悄悄?一问人,那里是紧急警报。

车搭不上了,丰子恺一直走,晚上的时候,走了90里路到了德胜。

外婆、妈妈和孩子们在车站等不到人,只好把行李搬到旅馆。

丰子恺到了德胜,一打听就找到了他们。孩子们都睡下了,丰子恺一到旅馆,大喊:“我来了!我来了!”接着又跟旅店老板喊:“快给我烫一壶酒来!”

孩子们让爸爸钻进被窝里,妻子给他打来洗脚水。一家人说着彼此的情况。“这时,从出发逃难时的16个人,还只剩下七个人:爸爸妈妈、外婆、姑妈、二哥元草、我,还有出生不久的弟弟。”

第二天,七个人又到去车站,但是一家人老的老,小的小,根本挤不上车。结果碰到有浙大的学生在车上,在学生的帮助下,终于把姑妈和元草挤了上去。

还是老办法:谁先到贵州都匀,就在车站邮局贴条子,以便让后到的人能找到。

“这下子,只剩下了我、妈妈抱着婴儿、外婆、爸爸。一家人又分开了。”丰一吟对《中国周刊》记者回忆。

 

“艺术”的逃难

叫了四顶轿子,妈妈和婴儿合坐一顶。走了三天,到了河池,走不动了。

河池虽然没有警报,但是日本人终究还是要打来的。

河池旅店的老板知道丰子恺,老板对丰子恺讲:“你别急,我们住在乡下,日本人一旦打来的话,你就跟我们去乡下住。日本人不敢到乡下去,那里有山,还有游击队。”

丰子恺,也只好这样,那边的人也管不了许多。

老板听丰子恺留下来,倒是很高兴,趁机求画:“我父亲今年七十岁,您能不能给我父亲写副对联做寿?”

看丰子恺答应了,老板赶紧去买了纸来,是那种刷金的纸,不吸水,丰子恺写好后,就要拿到茶房门口晒。

老板说:不行,要是给人踩坏怎么办?

没关系,我到门外看着。丰子恺回答。

丰子恺搬了把椅子坐到了门口,有个人在那里路过,一看这不是丰子恺的字吗?墨迹还没有干,丰子恺肯定就住在这个旅馆里。就找到旅店来。

来人自报家门说是加油站的站长,可以帮丰子恺解决车的问题。当天晚上,站长拿了纸笔找丰子恺求画。

丰子恺马上给站长画了一幅。

第二天,站长没有食言,真的来了。站长对丰子恺说,这辆车本来是准备他自己的家眷逃难的。站长让丰子恺他们先走,自己的家眷则晚一点走。

章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,丰子恺带领一大群人逃难是“艺术”的逃难,值得就是丰子恺艺术家的名望,给逃难的路上带来非常多的便利。

 

自己的房子

一路到了都匀,一下车,赶紧在邮局找纸条。

1938年12月1号,大家终于团圆了。

浙江大学在都匀的时间不长,大概只有一个月,之后搬到了遵义。丰子恺一家也就跟着到了遵义。

遵义没有警报。丰子恺一家人在遵义住到1942年年底。

“在遵义,住了两个地方,一个罗庄,一个是狮子桥。”后来丰一吟重回遵义,当年他们住的那些地方都不在了。但是邻居还在,“他们还给我看当年父亲给他们画的画。”丰一吟说。

在遵义住了四年,丰子恺一家人到了逃难历程中的最后一站——重庆。丰子恺的朋友陈之佛在那里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,写信邀请丰子恺去教书,因为两个子女都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,丰子恺就辞去了浙江大学的教职。

到了重庆,一家人先是住在陈之佛家里,后来租房子,最后,丰子恺干脆自己造了一个房子,房子很简陋,是丰子恺自己设计的。

扎些篱笆,涂些泥巴,就是他们的围墙。“泥地,老鼠在里面钻来钻去。虽然跟缘缘堂没法比,但是父亲却很喜欢。”丰一吟还记得当时丰子恺的心情。

“1945年,抗战胜利了,我们却回不来,飞机,轮不上我们,轮船,我们买不到票。直到1946年9月份,我们才回到了家里。逃难的故事,就讲到这里吧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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